| 中文摘要: | 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0年的2.24万km2增加到2015年的5.21万km2,年均增长速度达5.79%。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边缘区是城市空间增长的主要地域,通过城市边缘区农地征收来增加土地供给量进而实现城市空间扩张已成为中国快速城市化建设的普遍模式。城市边缘区位于“城”与“乡”两种界面之间,是城市化进程最剧烈、影响最深刻、变化最迅速的地区,具有突出的不稳定性和敏感性特征。面对快速城市化干扰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变化影响,城市边缘区人地相互作用日趋强烈,在结构与功能的频繁转换过程中产生诸多“不适应性”,使其成为当前中国城市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集中、高发区,并导致以失地农民为代表的脆弱群体的产生。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城市化进程仍将持续推进,城市边缘区的“空间动荡”难以避免,如何在减缓外部干扰的同时,通过调整城市边缘区内部结构和功能以适应城市化不利影响是实现城市边缘区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社会脆弱性分析工具在辨识系统干扰因素的基础上,侧重对导致脆弱性的系统内部属性、结构与功能进行优化与调控,并通过适应性调整和适应能力建设使系统持续保持稳定状态,成为当前可持续性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为降低城市边缘区的脆弱性、提高脆弱群体的适应能力、构建具有适应性和可持续性的社会与空间组织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基于上述实践与理论背景,本文将“社会脆弱性-适应性”整合框架应用于城市边缘区研究中,以西安为研究区域,按照“关键扰动识别-社会脆弱性评价-社会脆弱性形成机理研究-适应性分析-适应性管理对策提出”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社会脆弱性与适应性相关概念、理论模型及研究视角进行梳理总结,在此基础上构建“社会脆弱性-适应性”分析框架;其次在界定西安城市边缘区范围的基础上,识别其主要扰动因素,深度解析外部扰动下城市边缘区社会脆弱性特征;再次构建社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从街道办事处和失地农户两个尺度进行城市边缘区社会脆弱性评价,辨识高脆弱区域和人群,探明不同尺度下社会脆弱性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并通过对不同尺度社会脆弱性研究结果的“嵌套”分析,探讨社会脆弱性的尺度效应;然后总结快速城市化扰动下失地农户的适应模式,并对不同适应模式下失地农户的适应效果进行评价,从政府计划性适应和农户自主性适应协同层面揭示其适应障碍,探索社会脆弱性与适应性之间的关联,并通过社会群体的适应性研究有效识别相关公共政策制定的切入点;最后提出旨在促进城市边缘区有序转型与提升失地农户适应能力的适应性管理对策,为城市化和谐、健康发展提供科学支撑和决策依据。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快速城市化扰动导致城市边缘区发生土地利用变化、物质空间演替、社会结构变迁、居住空间转换、农民身份转型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对城市边缘区社会系统产生多要素和跨尺度的影响,其结构、功能、格局以及过程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在增加城市边缘区不稳定性的同时,导致其风险抵御能力严重下降,难以抵抗外来扰动的侵袭。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边缘区成为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集中、高发区,如土地利用冲突、贫富差距拉大、失地农民问题等。总之,快速城市化对城市边缘区的干扰最为强烈,是城市边缘区不利影响和关键风险的直接诱因,因此可视为城市边缘区的关键扰动因素。2.面临快速城市化扰动,西安城市边缘区社会系统进入快速转型期,风险急剧增加,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频发,具有明显的社会脆弱性特征,并最终反映在受城市化冲击最为强烈的失地农民社会群体上,因此对城市边缘区社会脆弱性特征的分析主要围绕社会系统和失地农民社会群体两个层次进行。社会系统的脆弱性特征主要反映在具有突出的不稳定性和高度敏感性、适应能力与应对能力较差两方面;失地农民的社会脆弱性特征则主要表现为失业问题严峻、社会权益缺失、城市适应性差、社会危害严重等。3.街道尺度的社会脆弱性评价结果为:西安城市边缘区街道单元的暴露度水平呈现出自中心向外围渐趋减缓的特征,距市中心的距离对暴露度等级的空间分布具有突出影响;敏感性程度的高、低分布与暴露度的低、高分布在空间上具有相似性特征,乡村体制主导的街道单元敏感性程度相对较高;适应能力的分布格局未呈现显著的空间规律性,主要反映在受城市化影响的时间尺度上;在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的综合作用下,街道层面社会脆弱性等级及其空间分布呈现出不均衡特征,高等级社会脆弱性空间单元分布在西部的王寺、斗门街道以及南部的大兆街道,低等级、中等级社会脆弱性空间单元分别分布在城市内边缘区、城市外边缘区。失地农户尺度的社会脆弱性评价结果为:总体处于中度脆弱状态,不同脆弱等级的失地农户呈现“中间多,两头少”的分布特征。不同类型失地农户社会脆弱性差异显著:中年户主型失地农户社会脆弱性高于青年、老年户主型失地农户;社会脆弱性随家庭规模扩大而增加;收入多样化程度能显著降低失地农户社会脆弱性;社会脆弱性具有动态变化特征,随征地时间的推移先升高后降低,呈现倒“U”型演变趋势;基础设施征地用途下农户社会脆弱性最高;多元化的补偿安置方式能显著降低失地农户社会脆弱性。4.土地利用方式及其景观格局的变化是城市边缘区街道尺度社会脆弱性的直接影响因素,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城市边缘区不同街道单元社会系统转换阶段的差异及其敏感性特征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脆弱性,在城市空间扩张的政治经济动力下,城市边缘区物质空间与社会系统的发展表现出极度不平衡特征,社会脆弱性由此集中体现。失地农户社会脆弱性受政策、社区、自身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政策层面,土地征收等相关政策与失地农户实际情况及需求的偏离导致征地补偿标准过低、补偿安置方式单一、职业技能培训缺失、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客观上制约了失地农户适应能力的提升,是失地农户社会脆弱性产生的关键外因;社区层面,权利和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传统社会关系网络断裂、基层政府帮扶程度较低对失地农户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进一步加剧了失地农户的社会脆弱性;农户自身层面,长期以来家庭收入、就业结构对土地资源的强烈依赖决定了其敏感性较强,加上生计结构单一、职业稳定性差、脆弱链的代际传递等原因导致其抵御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是失地农户社会脆弱性的内在原因。综合来看,社会脆弱性具有明显的尺度效应,一方面表现为尺度差异性,即不同尺度下社会脆弱性的程度和关键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表现为尺度关联性,即社会脆弱性存在跨尺度的相互作用。5.失地农户的适应模式分为短期雇工型、租金主导型、自主创业型、工资保障型和社保依赖型五种类型。不同适应模式下失地农户的适应能力具有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既有源自农户自身属性的内在原因,又有基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预期判断,还受到政府帮扶和制度保障的推动。制约不同适应模式下失地农户适应能力的障碍因素突出表现为失地农户自身转型能力不足和政府管理能力低下,同时暴露出失地农户的自主性适应与政府的计划性适应之间存在协同困境:一方面,现有的有限的政府计划性适应并未考虑和结合社区或失地农户层面的自主性适应或对其考虑不够;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全、部分适应行为具有外部性等原因,失地农户在自发适应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诸多局限性。6.相较于静态的、控制性的传统管理模式而言,适应性管理模式具有动态性、前瞻性和预测性等特征,为我国城市边缘区有效应对内外部扰动、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考虑到在街道和失地农户两个尺度上,社会脆弱性程度、关键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存在较大差异,本文针对不同尺度分别提出适应性管理对策,以期为城市边缘区的有序发展和失地农户适应能力的提升提供科学依据。 |